金多多张爱玲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跟今天的年轻人非常贴近

张爱玲被认为是上海人精神气质的代表。粉丝的狂热，长期流传的各种逸闻和解读，让她的形象蒙上了一层层“滤镜”。宋明炜的《张爱玲：浮世的悲哀》，试图讲述一个真实的张爱玲。他称张爱玲是一个“非常干净的个人主义者”，也是一个把存在主义哲学付诸笔端的人。

“浮世的悲哀”仿佛张爱玲一生的写照：她经历了所谓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，遭遇爱情的挫折，一生辗转多地，晚年长年独居。但宋明炜认为，张爱玲的悲哀中也有一种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一种慈悲。尤其在晚年的作品中，张爱玲与母亲达成了精神上的和解，对母亲表达了深深的爱，高度评价了母亲的一生。

如今，人们将张爱玲编剧的多部电影奉为经典，她的小说也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，甚至进入了美国的大学通用教材。“张爱玲是被英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，英语世界已经出版了她的十几本书，很少有中国作家达成这一成就。现在的年轻人与她有着很强的共鸣，能从她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”宋明炜说。

宋明炜在上海江湾里中信书店与读者聊新书《张爱玲：浮世的悲哀》出版社供图

与张爱玲一起成长

“当年写完之后，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恋爱，或是经过了一场病痛，要用很长的时间从中恢复。”在上海江湾里中信书店，宋明炜告诉记者和现场的十几位张爱玲书迷，写作这本传记的第一版《浮世的悲哀：张爱玲传》时，他还在复旦大学读书。

“2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写小说。张爱玲是在那时开始红起来的，我受到她很大的影响。我的老师陈思和提议让我写一本传记，他和很多学者都给我提供了帮助。1995年9月8日，我开始硕士学业的第一周，一位在报社工作的同学一大早打电话到宿舍来，说张爱玲在美国去世了。她的去世引发了一场盛大的纪念，两岸第一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件。在上海、香港、台北，作家、学者和文史专家们都写了很多文章，打破了海峡两岸的隔阂。”宋明炜说。

最初写这本书时，宋明炜对张爱玲抱有强烈的情感，仿佛面对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、梦想与烦恼相似的女青年。1998年该书初版，赢得了不错的反响。十几年后，张爱玲的好友宋淇、邝文美之子宋以朗开始成体系地将张爱玲的遗物呈现出来。宋以朗认为自己有义务整理出版张爱玲的遗作，2009年《小团圆》问世，宋明炜也再次开启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。

重见天日的这批晚期作品，使张爱玲成为一个死后作品数量巨大的作家，又为中国文学史添了罕见的一笔。读了《小团圆》《雷峰塔》《易经》《少帅》《异乡记》等“新作”，宋明炜重新校准了关于张爱玲的写作。“作为她的传记作者，我阅读的体验是非常感动以至于心惊肉跳，好像看到了我写过的一个生命又一次呈现在面前，非常真实，分辨率高了几十倍。”

2020年，张爱玲诞辰100周年之际，《纸短情长》《书不尽言》两部张爱玲与宋淇、邝文美的通信集，由宋以朗编辑完成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。加之与张爱玲打过交道的作家、编辑、学者们也纷纷出版了他们保存的张爱玲书信，不断增加的资料，让张爱玲的一生显得更加丰富立体了。宋明炜从2020年开始在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开课讲张爱玲，学生们反响热烈，在与他们共读的过程中，他根据新资料对《张爱玲传》进行了修订，2024年冬完成。

“张爱玲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跟今天的年轻人是非常贴近的。就像一个活在今天的人一样，她对世界的很多看法，在当时很超前。她有一种虚无意识，和今天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时的反应相似。”宋明炜说。

破除“民国女神”滤镜

一种流行的观点，把张爱玲说成“民国女神”，强调她的格调、品位、人际交往，等等。书中分析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热潮兴起时，她笔下的物质生活迎合了当时读者对扩展私人空间的精神需要。种种“滤镜”，使张爱玲的形象与真实的她有一定偏差。

“胡兰成是最早开始制造这种‘滤镜’的”，宋明炜提到，民国时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大红大紫，媒体也把她塑造得像明星一样，包括关注她的着装打扮等，都是一种夸张，是在制造神话。“其实整体看张爱玲的人生，她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个人主义者，不需要‘滤镜’。她做事干干净净，不爱社交，保持私密空间。晚年，她有23年‘大隐隐于市’，长期隐藏在好莱坞。她能做到不跟任何人打交道。”

在美国生活那些年，张爱玲的人际关系很简单，只是在与好友的通信中，真实的心情才得到一些袒露。在宋明炜看来，她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，她的个人主义，是有非常完整的个人自主能力，敢于做选择，总是义无反顾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《张爱玲：浮世的悲哀》开头收录了一段张爱玲的话，很能代表她的价值观：“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。我们坐在车上，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，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。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——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，苍白，渺小，我们的自私与空虚，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——谁都像我们一样，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。”

“超越了时代性，也超越了国族文学的局限性，张爱玲能够成为一个被两岸共同纪念的作家，正是因为她个体自觉的精神。”宋明炜说。陈独秀曾在《吾人最后之觉悟》中写道，“伦理的觉悟，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”，在宋明炜看来，这种呼吁个体伦理自觉的“新青年”精神，正是张爱玲后来一生所践行的。

晚年岁月尚待挖掘

《张爱玲：浮世的悲哀》每一章的标题都来自张爱玲的作品，其中第三章《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》写张爱玲与父母的关系。与父母的关系，对理解张爱玲非常重要。到了晚年，她在亲自修订完作品全集之后，整理家人照片并配上文字，于1992年出版了生前最后的著作，“自画像”式的家族自传《对照记——看老照相簿》。书中配有8张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的照片，堪称风华绝代。母亲的照片在家人当中数量最多，在书中所占篇幅也最大。

“被父亲抛弃之后，母亲也拒绝了张爱玲，唯一安慰她的是姑姑。不到18岁的时候，她已经感到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，独自一个人。”宋明炜说，与母亲的关系是张爱玲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。

晚年张爱玲最重要的几本书都在处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。现实中，她们母女的关系非常曲折，在小说里，她对母亲也毫不客气。1957年黄逸梵从英国写信给张爱玲，希望女儿能去看看自己，张爱玲没去，不久后母亲就去世了。

而到了张爱玲自己70多岁时，她在内心已经接受了母亲，并以她是一名“新女性”而自豪。“如果有人写一本《黄逸梵传》，我相信会非常精彩。”宋明炜说。

1956年，张爱玲在美国参加麦克道威尔文艺营，认识了好莱坞编剧、德国诗人和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挚友赖雅（Feidinand Reyher），同年她与比他大29岁的赖雅结婚。两人共同生活了11年，直至1967年赖雅去世。此后，张爱玲深居简出，不接受采访，只在1971年有两次难得的例外。其中一次是“张迷”们津津乐道的“水晶夜访”，即笔名“水晶”的台湾学者杨沂到张爱玲家采访，写成《蝉——夜访张爱玲》一文。

另一次则与赖雅有关。宋明炜最近留意到一份新披露的资料。张爱玲逝世后，特别是电影《色·戒》在美国引起轰动后，她的名望提升，引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线索。研究布莱希特的专家詹姆斯·K.里昂（James K.Lyon）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1971年2月2日采访过“赖雅夫人”，并公布了采访录音。

“张爱玲接受了他的采访，讲得非常好，聊得很长，但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自己的创作。采访者当时也不知道‘赖雅夫人’原来就是作家张爱玲，直到她逝世才意识到这一点。”宋明炜说，“你可以感到这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有很好的能力把个人边界守住，不想被侵犯隐私。但轮到她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点个人的东西，她也按边界原则把握得很好。”